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

1954.12.3中共温州市委批转对台湾国防部二厅“五六○二组”案处理方案

中共温州市委批转政法党组并公安局、法院党组小组
关于匪国防部二厅“五六○二组”案处理方案
1954123日)

政法党组并公安局、法院党组小组:
市委同意政法党组“关于匪国防部二厅‘五六○二组’案处理方案”。并同意提出的处理上述案件的筹备委员会名单,可即进行筹备工作,并争取在近日内筹备完竣以备公布处理。同时,市委并提出下列各点,希你们注意执行。
一、对上述案件的处理原则及时间等应由市府公安局事先请求省府公安厅同意后执行。
二、通过上述案件的处理,应结合向广大群众进行一次大张旗鼓的防空、反特教育,以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和反特斗争热情;加强防空反特工作,配合与支持解放台湾的斗争。
三、为防止意外事故发生,有利于我同隐蔽敌人的斗争,在上述案件未公布处理前,应教育各有关人员严格保守机密,如因泄密而造成工作损失时,应以违犯纪律论处。
中共温州市委

附:关于匪国防部二厅“五六○二组”案处理方案
匪国防部二厅“五六○二组”自1953年初潜入本市后,即进行架台和台湾取得联络,收集我军政各项重要情报。该案自经本局破获后,经较长期侦讯,上述各项罪行均已证实。综阅该案由于干部及群众的麻痹情绪滋长,特别是缺乏对隐蔽敌人的应有警惕性,以及不法地主、富农等阶级敌对分子及落后分子的勾结包庇其进行反革命活动,才得以潜伏本市活动达半年之久。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特别是打击潜伏特务的活动气焰,鼓舞群众反特情绪,克服当前极其有害之麻痹情绪,堵塞空隙,以配合解放台湾的斗争。特根据省厅指示,对该案进行公开宣判处理,并结合进行广泛宣传,以揭发美蒋匪帮特务之罪行,并进一步说明政府对反革命罪犯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以教育群众,瓦解敌人。
一、由于该案之主要罪犯及活动地区均在本市,故在本市召开公判大会进行宣判处理。但因匪国防部二厅特务在洞头县之黄大岙、大门山等处活动数年,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故对该案之交通员郑集尧(处死刑)、朱达虎、郑加善(均处徒刑),除在本市宣判执行。并为了发动当地群众打击匪在沿海地区的活动气焰,应在黄大岙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其罪恶,说明政府政策。
二、在温州召开之宣判大会,以温州市人民法院出面召集,会名为“温州市人民法院宣判反革命罪犯大会”,参加人员预定为1700人(其中居民800人,农民100人,工人150人,船民200人,地、专、市级机关、团体、企业干部300人,部队25人,文教界50人,工商界75人)。会议程序开始为主席讲话,紧接着即进行宣判,最后由市长讲话。会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宣判大会,一部分为罪证展览,准备将该案收获之电台等物,加以展览。
三、由于此次的大会对敌人是一次很强大的攻势,对群众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为此必须事先很好地准备组织此次会议,以保证这次大会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为搞好此次会议的组织,拟成立筹备委员会,初步意见由市法院姜院长任主任,市公安局长副局长、市检察署刘副署长、专署公安处马副处长、十七师路科长、市委宣传部李铁炎同志、公安大队张大队长任委员。下设:
组宣组,由李铁炎、盛从冲同志为正副组长,专负会议组织、会场布置、口号、标语、广播、黑板报、展览会、会外群众的组织收听等组织及宣传工作并吸收具体工作同志二、三人。
审判组,由吴君锵、吴祖熙为正副组长,具体工作同志二人至三人组成之,专负布告、判决。
执行警卫组,由公安市中队郑队长、刘志东为正副组长,陈文罗及公安部队同志组成之,负责会场、刑场警卫、罪犯提解、死刑之执行。
黄大岙宣布另由公安处派员赴黄大岙进行宣布及船只之没收等工作。
四、此次会议后注意之事项
首先,这次会议开得好坏,在反特战线上是有重大意义的,为此参加此项工作的同志,必须认真作好会议的筹备工作。
其次,此次大会必须严防反革命罪犯的破坏,为此须事先充分保密,参加工作同志经过审查,会中加强警戒,注意防空,更须对案犯看押,加强戒备以防意外
第三,此次大会必须做好宣传工作,预求形成一个强大的宣传攻势,为此必须充分利用黑板报、广播、报纸、布告等工具,对群众进行宣传。宣传中除说明严厉惩办反革命罪犯及勾结包庇反革命罪犯外,并适当地对协助政府破案之人加以表扬,以求更鲜明的阐明政策,给反革命家属指出道路。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市委批示,并报省厅备考。
中共温州市政法党组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



出处:《中共温州地(市)委文献选编(六)》1954年卷。



2016年12月1日星期四

1958.12.1中共河北省委转发景县三个村饿死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河北景县从1958年4月至8月有三个村庄连续发生饿死人的惨痛事件,共有8人饿死、另1人自杀。虽然遇难人数比起随后大饥荒时期要低的多,但连续发生的饿死事件当时却在景县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河北当局迅速组织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查明情况,但直到两个半月后,中共河北省委才转发了调查组早就交上的报告。相关村庄遭灾减产,但负责干部却往高里虚报产量,粮食部门和上级主管的拖延应对更加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导致饿死人。




出处:安国县档案馆

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1965.11.30中共合肥市委转发劳动局、总工会关于安全生产情况和工作意见的报告

突出问题是一些企业的领导重生产轻安全,对安全工作缺乏具体措施。四清运动又迫使职工在生产方面积极表现,掀起所谓比学赶帮超运动,新产品、新工艺来不及应用,参加劳动的干部和半工半读的学生又缺乏安全知识。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01-0284-20

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

1966.11.29合肥市总工会编《工作简报》第20期:合肥工交系统职工学习毛著情况

文革带动了学毛著的进一步显著增加。
各单位领导把组织职工学习毛著视为所有工作的首位,职工把学毛著视为生活第一需要。职工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所谓老三篇。
但有些领导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不少单位称毛语录太少,职工学习不便,有两个厂半数以上职工没有毛语录。还有个别单位认为职工思想复杂,就放松领导,职工学习形成自流。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





2016年11月28日星期一

1978.11.28西单民主墙出现无题小字报要求取消政治犯、建立《民意报》

这张小字报没有题目,作者署名“沧海一粟”,应该是因为内容敏感而不敢署真名。小字报提到:
“为什么宪法上写明的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无人敢问津?为什么人民在党的方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上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美国尚有“盖洛普民意测验”,可有谁问过我们的态度?国家领导人个人观点、经历、倾向等统统在铁幕之后,人民无从了解,又何从谈起主宰自己的命运。”
为此,作者提出三条要求:第一,广开言路;第二,除弑君(按:这个词用的很有意思)、叛国及确有实据颠覆人民政权、图谋不轨者执行枪决外,取消政治犯待遇;第三,创刊《民意报》,不分党内党外,不论方针、政策、邻里纠纷、毒蛇美女、香花毒草尽予发表,人民推心置党之腹,群众挖隐私送党之耳。




出处:1978.12.1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773期
转自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网站https://pekinger-fruehling.univie.ac.at/index.php?id=196068&L=2

2016年11月27日星期日

1966.11.27合肥财贸工作情况和初步意见

根据1966年1月到10月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运动给合肥的商品销售带来一些变化:大众化的商品、糕点糖果、经济饭菜销量大,素色棉布、针棉织品、解放式布胶鞋、暖水瓶、烟酒、食糖、水果、蔬菜、蛋品销售同比分别增长10%到100%;在比较高级的消费品中,一般都讲求实用,不图外表。呢绒的品种虽多,但购买者较少,同比减少1/3,而毛绒质量越好越好卖,经常脱销。除少量苏修手表和怀表外,好的手表和半导体收音机一到货就卖光。缝纫机畅销,同比增长1/4,自行车销量增加8.3%,现在合肥平均十四人就一辆自行车,上海每70人才一辆。政治运动所需要的纸张、笔墨、油漆、颜料、三针、红布、彩旗等销量大增,供应不足,时有断档。六至十月份,共供应纸张646.6吨,同比增加72%;供应红布一万八千米,同比增加八倍多;彩旗供应7900面,增加十倍以上。断档的部分原因是“思想落后于形势”,有些土纸该多进不敢进,怕卖不掉。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05-0049-004












2016年11月26日星期六

1980.11.26合肥《组织工作》转载中组部“坚决地逐步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

中共中组部将干部年轻化解释为年富力强者做领导,但鉴于当时各级领导组成普遍老化,仓促之间无法完成更新换代。那么近期目标就是1982年前实现省部级班子平均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地级常委班子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县级常委平均年龄45岁以下,为此特别规定61岁以上者除特殊需要外,一般不再提拔为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副部长。中组部承认,即便是这种年龄要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也是偏大的。不过有特殊需要,本人身体又好的情况下,年龄大几岁仍然可以提拔,只是一个班子里这样的例子不能多。根据去年底的统计,全国省委正副书记的平均年龄是62岁,地级常委的平均年龄56岁,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9岁。为此,省部级班子只要选出两三名、地县级班子选出几名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就能实现各级领导平均年龄满足年轻化的初步要求。中组部特别指出,要防止左的影响,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青年干部纳入选拔视线,不被家庭出身或历史上某些问题所束缚,不然的话就不可能按照四化需要建设领导班子。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2-02-0191-020